孫郁:汪曾祺雜詩別議–文史–中找九宮格共享國作家網

要害詞:孫郁 汪曾祺 學人讀舊

汪曾祺的樣子就像個詩人,和他來往的時辰,難忘的是那雙眼神和沙啞的嗓音,有一股飄然的感到流溢。我已經想,假如他做了演員,也說不定會很有魅力。他似乎生成是為藝術而生的,對于聲響、顏色、文字的敏感,超于凡人。就文字表達而言,舊體詩與古詩,文章、小說都好,留下的篇什都非同平常。常識興趣方面,他比普通人廣泛,是新舊文學都來得的人,古文的涵養、平易近間藝術的成就也深。邵燕祥就感到他是可貴的詩家,只是詩的一面未被人留意罷了。

新文學家的舊詩涵養,邇來被很多人所追蹤關心。japan(日本)的木山好漢師長教師在《人歌人哭年夜旗前》一書里,描寫了幾位作家的舊體詩成績,由此看毛澤東時期常識人的心態,翻開了文學史的另一番六合。他描繪的多位作家行跡,都有點戲謔之風,文字的背后,底色蒼蒼莽茫。楊憲益、黃苗子、荒涼、啟功、鄭超麟、聶紺弩等都是脫俗之人,木山好漢解析他們的文字,得妙義于胸中,會意之語一時繞梁。所先容的詩人作風各別,常常出筆獨異,有深意于斯。但木山好漢漏掉了汪曾祺,大要就掉往另一品種型,倘可以或許將汪氏的詩文與上述諸人對讀,有別樣的體味那是天然的了。

我讀到木山好漢的文章,感到作者對于悲慨的傳統頗多留心,這或許是japan(日本)右翼學人的獵奇心所致。由於那種荒謬里的激怒,也是東瀛一些常識人盼望的瀟灑。木山好漢不追蹤關心汪曾祺,或許也因了重視有批評性的常識群落過多。汪曾祺之于這些人物,年夜約是一個異類。與常識界年夜的傳統比,他屬于一個簡直被遺忘的小的傳統。

年夜致說來,汪曾祺的舊體詩與楊憲益、黃苗子、邵燕祥、啟功在全體的頭緒上分歧。這些人外柔內剛,出奇制勝中,潛伏著晚清以來文人的峻急之氣。汪氏也多游戲翰墨,但那樣子讓我們想起宋代以前的文人,綿軟中清靈之風飄來,有無影的逍遠,其詞語是闊別“五四”遺風的一種。從他的那些題跋、雜詩、筆記里,倒可窺見中國常識人的另一面。這些在今世文人的閑散之文里,算是難遇的一種。

張中行對于舊體詩的寫作者,曾有一番感慨,感到今世人玩弄詩詞格律,多為無功利的游戲,可以看出心情之真。他在《自傷》一詩中感歎“無聊且作詩”,也道出這類寫作者的初志。汪曾祺與張中行分歧,著文不像后者那么羅素式的詰問和邏輯的推演,但“無聊”中的“風趣”卻未嘗分歧。他的詩作愛好在岔路之上的滑動,儒家思惟愛之,可是不正宗的儒家;立足于前鋒派,卻不是俄蘇的傳統;小說寫作,也非巨大敘事,走的是幽徑,無聲氣間,往來來往自若。最為典範的是他的打油詩和繪畫的題跋,都是邊沿人的獨語,有私家語境的任性和主意,在稠人廣眾眼前,這些都不易見到。

于是便有了另一番風景,在思惟混亂的年代,拓出一片精力的田園。一切顯得輕描淡寫似的,那些文字,都是偶然為之,并無深意。但他的性格和心緒最為焦點的工具暗含于此,可以顯露出被久久壓制的性格來。我們無妨把他的繪畫、書法和舊體詩,當作唸書的余興,由此見其審美的尋求,則覺得闊別時期的一面。他的文字里沒有“五四”以來的沉郁語態,仿佛是六朝文人的吟唱,處江湖之內,卻神游野外;困于俗界,但面臨天穹。不因時風之悲而悲,非以流俗之喜而喜。這才是文人的蕭逸之趣,我們在聶紺弩、朱正、邵燕祥的雜詩里,都看不到相似的辭章。

“文革”停止后,文人相遇時的唱和,多有劫后余生的感嘆,胡風、聶紺弩、啟功的文字無不帶有滄桑之色。這種對于舊影的灰色記憶,在世人文本里發生了分歧的效應,審美的走向深染幽情。在汪曾祺舊體詩句里,橫眉冷對的文字甚少,嘲弄神靈的口氣簡直難見,能將痛楚化為一笑,滄桑之色被平庸安詳之氣罩住。句子不緊不慢,而語態有流年中的高雅,可嘆者再。1980年,中國曾經進進新的汗青關頭,“文革”垂垂遠往,他的心情也在漸漸調劑,那一年在《六十歲誕辰漫步玉淵潭》寫道:

凍云欲濕上元燈,漠漠春陰柳未青。

行過玉淵潭畔路,往年殘葉太清楚。

這是作者詩作中最為凝重的一筆,以往的痛楚皆成煙云。但對于柳色的期盼,于反差的氣象里尤可一見。此時他已寫下了《受戒》等作品,完整進進另一種境界,思惟在晚歲得以放飛起來。這誕辰詩年夜有滄桑過后的換歲感歎,與舊影離別的心緒也可見到。他一向不太愛好在詩文里顯露憂郁的感到,經常要出離個別的恩仇,將思路放飛在偏僻之地。一唱三嘆不屬于他的作風,悄悄從鬧市之地略過,神游于微茫之處,才是本身的所愿。

七年后,他在《六十七歲誕辰自壽》一詩里,音調則更加開闊爽朗:

另有三年方七十,看花猶喜眼雙明。

勞生且讀閑居賦,少小曾諳陋室銘。

弄筆偶成書四卷,浪游數得路千程。

至今仍作兒時夢,安閒高漲遍體輕。

句子的超脫之氣彌漫,有中古時期詩句的某些況味。人間的暗中全不在眼底,看到的是一片明快之色。那時辰他曾經成為影響力較年夜的作家,名望日趨火爆。但他了解本身的途徑在哪兒,不為虛名所動,有興趣和熱烈離開,從文字中依稀可辨。顯然,曾經解脫了“文革”余風的糾葛,在本身的路上走得更加遠了。三年后又作《七十一歲》,自樂的一面曾經絕不粉飾:

七十一歲彈指耳,蒼蒼來徑已含混。

深居未厭新感到,老來閑超舊唸書。

百鎰難求罪己詔,一錢不值升官圖。

元宵節也休空過,另有風雞酒一壺。

這是作者暮年心情最好的記載,表達的句式俗中帶雅,凡思里是清婉,斷非普通文人的詩詞一切。遠怨言,近天然,尚山川,古風里又看呈現代人的風趣。這些自況詩,取平凡之氣賦成新句,遠思籠罩近影,是沖洗世相的吟誦,與庸常的世界曾經相隔萬里。

我們看他的友人邵燕祥的詩,音調就完整相反,出語豪放,愛好譏諷,隱曲之中有浩茫情思奔來。邵燕祥為人隨和,但骨子剛強,并非像汪曾祺那樣一清如水地寫作,而是注視滄桑,懷揣幻想,有斗士風度于世。他偶然也寫一點舊詩,但莊諧并用,惱怒怒罵于辭章表裡,回腸蕩氣的韻致與杜甫之句常常似之。像《丁亥中秋口占》:“六十年前一憤青,亦醒亦醉亦鐘情。只今不見塵埃定,撥盡浮云看月明。”3這種價值立場,汪曾祺也有,但不愿意與黑影周旋,本身早往了此岸了。他以為本身有另一依靠,不用陷于記憶的黑洞。而以輕快、無私的方法面臨人間,也有對于世態回應的能夠。創一別樣的世界,總比泡在舊池里要好吧。

因了這種心態,他難免帶有一絲士年夜夫的自得,一些雜詩也顯露享世的情感,器重日常的快活,從衣食住行里體味性命的意義。時風之影在其身上不易見到,似乎并不生涯于所處的時期普通。也不是求仙得道,而是于無限里分送朋友無窮的遐思。他寫食譜、野味,比起前人不差,煙酒間的往事,也有滋有味。他與林斤瀾是酒友,常常對杯銜情,一醉方休。人活活著間,都是時間里的過客,飄然于萬象之外,才得安閒之趣。他將“五四”后文人鄙棄的日常之樂尋了回來,認為人生的欣慰就在衣食住行之間。所以飲食、煙草、酒味、野果都是本身吟詠的對象。有一次,在往了云南煙廠后,竟也賦出如下的句子:

玉溪好風日,茲土偏易煙。

寧減十年壽,不忘紅塔山。

遠想前人的對于此類品格的沉醉,汪氏的吟誦顯得更為悠然,這是超然之人才有的作風,奔放而瀟灑都有。出語淡淡,不經意間,而意趣可感。汪曾祺的說話有時帶有醉意,并非劉伶式的放達,也不是李白的孤獨。說是平民式的隱趣,大要不錯。他不是求得功名的那種好處之徒,逃逸名利場的安然,才更為風趣。1993年,他寫下如許的詩句:

野餐得野趣,

山果佐山泉。

人世一杯酒,

浮生半日閑瑜伽場地

這般自若、散淡的辭吐,像似隱逸的山川之圖,我們看出他與山林詩人附近的心緒。與他同代的文人寫的舊體詩,普通貴奇、貴野、貴激情,而汪曾祺則趨淡、趨清、趨有為。這些隨性的文字,毫無染上時期的語病,是另一世界的別一表達。繆鉞師長教師《詮詩》一文指出,“詩之質有三,一曰深遠之思,一曰溫厚之情,一曰靈銳之感”。這是普通的紀律,但用之權衡汪曾祺,都不得其法。那些偶然為之的文字,謝絕宏闊之語,亦不憨態可掬,更無“哀樂無故”。他說本身是一個抒懷的儒家,卻不克不及以溫順敦樸的儒家批駁不雅念對應其文,總有些分歧于儒林的渙散和超脫吧。

瀏覽汪曾祺的雜詩,有些如東風劈面,平常之語亦有奇思。那些佳句都非決心為之,乃天然流出,仿佛六合之氣鐘于一身。他觀賞本身的教員沈從文,緣由也在于此間。沈從文的作品,就非主流者的一種,但在鄉土里擦過,有異地風情,從鄉間人的視角,審閱都會文明,改變了審美之維,亮出思惟的顏色。他在《壽沈從文師長教師八十》中寫道:

猶及回籍聽楚音,此身雖在總堪驚。

國內文章誰是我,長河道水濁還清。

玩物歷來非喪志,著書老往為抒懷。

避壽瞞人貪寂寞,小車只顧走轔轔。

此詩在汪曾祺詩作里算是有豪情的一種,說是對于曲解沈從文者的回應也是對的。沈從文的作品自得于“苦雨齋”的流脈,上溯故鄉的精力之源,又接古希臘的遺緒,遂造出新文學里的異景。那種超然于相外的靜謐之美,將人間的煩亂之圖顯得頗為慘白。其精力的價值在于,開啟了精力世界另一扇門,那些厄于不雅念的精力之徒,多不克不及飛將起來,而沈氏則仿佛六合一沙鷗,孤單有之,樂有誰知?汪曾祺是深得這種意境的人。他的文章、小說之美,是依此途徑而來的。

似乎是楊早說的,汪曾祺是今世的蘇軾,幾多有些事理吧。我們且看他們間的感情表達,都沒有道學的氣息,生涯的藝術化也是有的。看他們的繪畫與題跋,多神來之筆,墨跡所至,靈氣隨之。都非時興的表述,與主流的審美頗為否決。汪曾祺很多理念,與蘇軾接近。蘇軾《題柳子厚詩二首》云:“詩需要無為而作,用事當以故為新,以俗為雅。獵奇務新,乃詩之病。柳子厚暮年詩,極似陶淵明,知詩病者也。”宋代文人,俗調多多,可以或許看破時風的人甚少。蘇軾感到唐代以后,唸書人精力多不清透,誤讀了前人,也就難解實際。他批駁韓愈的作品,過于高邁,對于儒家諸人,“知其人之所長而不知其弊”,孔子的另一種品格未得傳播。平庸是儒家的一種遺風,后來的文人將其圣化,不克不及不說是一種偏離。而藝術家一味求新,年夜約也存在瑕疵。蘇軾在《答張文潛縣丞書》批駁王安石求同而不求異,不解孔子之意:

文字之衰,未有現在日者也。其源實出于王氏(按:指王安石)。王氏之文,未必不善也,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。自孔子不克不及使人同,顏淵之仁,子路之勇,不克不及以相移。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全國。

蘇軾尋求的作風,極具特性化,用他本身的話說是“蕭散簡遠”,后世之人由此看出他的別于唐人詩歌的瀟灑之韻。由於看到文壇之弊,又通前人之神,遂穿越古今之道,有了翩翩于六合間的安閒。我們看汪曾祺的翰墨,也幾多有一點相似的審美,行于不成行之處,思在難思之間。化痛楚為平庸,變險途以安然。近代以來國人承受的災害過多,未及神游于天朗氣清之所。汪氏則以笑語對著神靈,寫山川之味,人世溫馨,非空造其影,乃本身本質的外化。以平淡之色點染人世萬物,也是對于俗鄙之野的抗衡。倘我們看不到此點,對于他的精力定然是隔閡的。

邵燕祥感到汪氏的文字與其說是士年夜夫的,不如說是不受拘束主義的,可謂一語見的。他在詩文里還揉進了現代文人沒有的古代感到,心緒的自若中,模糊著古人的懷想。不克不及像周氏兄弟那樣在翻譯里調適體裁,那么回到曩昔的辭章尋覓參照,也是一種對應。六朝以來的辭章,擇其枝葉而用之,不急不躁,以白話賦出,暗帶古意,遂有了廣遠之氣。這是晚清以來的文人少見的表述。漢語的津潤之意,被一點點擴展了。

我們有時辰看大眾文學的表達,言不及義的處所多是岔開主題的一種,但多在表層構造里。汪曾祺的閑筆卻有深深的滋味。細細咀嚼,這滋味有時來自學問。他的小說、散文常用閑筆適意,雜詩里也有此類特色。那些學問都散在辭章的深處,并不高顯,散文《茶花》寫云南滇茶,一眼看往是野趣的一種。下筆悄悄,絕不造作,就那么隨便寫來。但不經意間,拎出張岱、俞平伯的靈思,又有西山寺廟的茶花,平常之物的背后,有汗青的連綴,點點滴滴間,時空年夜增。《宋朝人的吃喝》,寫飲食之趣,惹人立足的食品多多,真的是饞涎欲滴。但起筆談杜甫《美人行》和顧閎《韓熙載夜宴圖》,仿佛亦有考證之癮。文章牽涉《東京夢華錄》《國都紀勝》《西湖白叟繁勝錄》《夢粱錄》《武林往事》。講的都是冷常識,又清楚曉暢,看得出學養之深。但由於很少有人追蹤關心,汪氏只是點到為止,就多了厚重之味。

除了學問的滲透,汪氏的文辭不是綿延緊湊,而是東游西走,靠著詞語間的聯繫關係騰躍連綴,暗示的效能在筆下楚楚生輝。他說:“中國人寫詩文都講求‘煉’字,用‘未經人性語’,但煉字不成露陳跡,要天然,似乎不是煉出來的,‘自下得不覺’。”他的意思是,文如其人,倘沒有修煉到必定田地,文章天然不會自得天機,造作是不成免的。在《自報家門》里,他說:

我很器重說話,也許過火器重了。我認為說話具有內在的事務性,說話是小說的本體,不是內部的,不只是情勢、是技能。摸索一個作者的氣質,他是想想(他的生涯立場,不是理念),必需由說話進手,并一直浸在作者的說話里。說話具有文明性。作品的說話映照出作者的所有的文明涵養。說話的美不在一個一個句子,而在句與句之間的關系。包世臣論王羲之字,看來良莠不齊,但如老翁攜帶幼孫,睥睨無情,息息相關。好的說話合法這般。說話像樹,枝干外部液汁流轉,一枝搖,百枝搖。說話像水,是不克不及堵截的。一篇作品的說話,是一個無機的全體。

縱不雅他的文章,有點渙散而無所專心的樣子,看似不主要,實在有真意存焉。他的小說、散文、舊體詩,有時辰就用一種分別法,拆解了思惟主干,以零星的片斷表現意象,有時辰看似切題,筆鋒蕩開,在野地里賽馬,但不久又收攏過去,言簡意賅,直逼思惟內核。這是其論述的一種戰略。從他的舊體詩的寫作看,天然有與人分歧的高超處。後人寫景、寫物,要落到思惟的聚核心里。他卻居心疏散,寫闊別其實的工具,所謂超逸優游,恰是此理。他曾說“雅俗莊諧無不成,月下花前總相干”。《沙家浜•智斗》中的表述,就是散開思緒,由野調進手,江湖氣滿,幽情暗轉,看似不涉主題,恰好使作品在嚴重中流出閑散之音,這清楚將嚴厲和雅正的工具落到販子之間,讓白色文學取得了內涵的活氣。

“五四”以后的新文人中,以幽徑里散步式寫作的人有過很多。豐子愷也是甘于“小”的作家,文字多關風氣、野趣、鄉謠。但基礎在禪味里,還帶著空門的清幽。汪曾祺與豐子愷分歧,雖也在鄉下的小徑里走來走往,卻滿帶著炊火氣,并非到涅槃的路上。他通世情而又遠俗諦,在日常里堅持了詩意的逍遠。所以這精力不只是本位主義的,還有人世性的熱意在。這就比豐子愷多了性命里的熱度,由於是塵念里的詩,故又不黏滯在販子與山林間,有莊子所云的“備于六合之美”,以俗為雅,雅中帶俗,給文本以靈動之感。實在汪曾祺也可以或許寫一些雅正的詩文的,只是感到不太合適本身的天性,居心抑制著。偏離世人的瀏覽愛好,在無人之地獨覽四野,就可以或許見到他人看不到的景致舞蹈教室

在汪曾祺世界里,實在有一種“靜”的哲學,這與“鬧”的世界構成很年夜的反差。可以說是對于“五四”保守文學的一種疏離。他四周的人的寫作,解脫不了的是燥氣,強作抒懷狀,實在也闊別了文學的本真。另一種抱怨的文學,他似乎也不太愛好,對于人間不克不及安靜對之,自我能夠也就迷掉了也說不定。中國前人有靜謐空中對人間的傳統,空門的頓悟和冥思,也屬此類。而詩文中有清亮之美者,也染有此氣。他在《“無事此默坐”》中寫道:

心浮氣躁,是成不了年夜天氣的。靜是要顛末錘煉的,前人叫作“習靜”。唐人詩云:“山中習靜朝不雅槿,松下清齋折露葵”。“習靜”能夠是道家的一種工夫,習于寧靜確切是生涯于擾攘的紅塵中人所不易做到的。靜,不是一味地孤寂,不聞世事。我很觀賞宋儒的詩:“萬物靜不雅皆自得,四時佳興與人同”。唯靜,才幹不雅照萬物,對于人世生涯佈滿盎然的興趣。靜是順乎天然,也是符合人性的。

“靜”的哲學可以說明他何故“隨遇而安”,也可以或許注釋其愛好“修髯飄飄”的東北聯年夜傳共享空間授的緣由,由此還可推演其審美之風的泉源。汪曾祺回想年夜先生涯時,對于彼時常識人的狀況頗為贊賞,那時辰的傳授之間的來往“淡如水”,“坐定之后,清茶一杯,閑話半晌罷了”。他筆下的小說,也無不這般,沒有風風火火的爆裂,也看不到年夜漠驚沙、舊道殘陽。他的作品都細風和雨,有時是山里的炊煙,浮動著別樣味道。他在《字畫自娛》里寫道:

我有一利益,生平不整人。

寫作頗勤快,人世送小溫。

或時有佳興,伸紙畫芳春。

花卉隨目見,魚鳥略似真。

唯求俗可耐,寧計故為新。

只可自怡悅,不勝持贈君。

君若亦愛好,攜回盡一樽。

這與其說像莊子,不如說是陶淵明詩句的翻版。陶淵明經過的事況了風風雨雨,本身卻堅持心坎的安靜,無聲里有心機舒展。顧隧師長教師說:“平庸而有神韻,平常而奧秘,此蓋為文學最高境界,陶詩做到此田地了。”汪曾祺雖不及陶氏深遠,但身上幾多有其影子。我們對照陶淵明的《喝酒》,當可見二者的類似性:

故人賞我趣,挈壺相與至。

班荊坐松下,數斟已復醉。

長者混亂言,觴酌掉行次。

不覺知有我,安知物為貴。

悠悠迷所留,酒中有深味。

陶淵明為詩,儒道的氣質兼備,但都是儒之小徑和莊子的余風,不在主干上。所以小中見年夜,微里透深,改寫了士人的寫風格氣。汪曾祺對于陶淵明的氣質是觀賞的,雖說本身的思惟屬于儒家,那是指人生立場而言,但審美里的道家思惟,是一看即知的。他在《我是一個中國人》中說:“我以為陶淵明是一個純粹的儒家。‘曖曖遠人村,依依墟里煙。狗吠深巷中,雞叫桑樹顛’。我很熟習如許的佈滿人氣的氣味的‘人境’,我感到很親熱。”把陶淵明僅僅定位于儒家,能夠也有一點題目,他的思路里的莊子之影是有的,有時辰甚至非常濃郁。汪氏重視陶淵明的是人世氣,沒有斟酌這人世氣背后的非販子氣,這些年夜約與莊子的思惟有關。關于儒學與莊子之學,如同枝干環繞糾纏,清楚的處所與含糊的行跡都有,說起來復雜。內裡觸及遺平易近與逸平易近。有學者說:

說到遺平易近與逸平易近之別,人們多引回莊的話:“凡懷道抱德,不消于世者,皆謂之逸平易近,而遺平易近者則唯在廢興之際,認為此前朝之所遺也”。年夜約逸平易近是要從牢籠里逃脫,遺平易近是不愛好調換牢籠。逸平易近一詞首見于《論語》,孔子在一處舉了幾個逸平易近的例子,如伯夷叔齊之倫,另一處說要“舉逸平易近”,逸是亡掉的意思,“禮掉求諸野”,所以孔子要請他們出來參政,不論人家愿不愿意。

汪曾祺當屬于逸平易近而非遺平易近,這是無疑的。他愛好飄在裡面的世界,自若往來。所以愛好孔子,當由於這圣人也觀賞逸平易近的興趣。《論語•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章》的興趣,不也是逸平易近世界一切的嗎?“暮春者,春服既成,冠者五六人,孺子六七人,浴乎沂,風乎舞雩,詠而回”的境界,孔子很是贊佩,汪曾祺詩文里如許的場景偶可見到。這是他自稱屬于儒家的一個緣由。正像儒學影響了莊子之學,汪曾祺也是帶有莊子的某些影子,逸平易近的逸,有放飛自我的欣慰,莊子愛好,孔子未嘗謝絕。在基礎人生立場上,汪氏取孔子的天然之思,可以說是初始儒家的遺風。但在辭章興趣里,則跑到莊子世界,只是不翻滾動搖,而是法于天然的遠游罷了,由由然有元氣流來。所以在19世紀80年月初,有人感歎汪曾祺有道家的意味,也并非沒有事理。以道家之形寫儒者之意,又帶有古代主義的內覺,就既親于前人,又離于前人。古人視之,感到非時期之影,那也就有了前鋒文學才有的品德。

舊體詩在明天已不屬主流,文人、學者介入于此,不外把玩辭章之樂,要超越前人曾經很難。汪曾祺對于冷往的文辭是有愛好的,感到古人偶用也未嘗不可,只需貼切而帶溫度,古語亦可回生,成為我們性命的一部門。他的雜詩,有士年夜夫的語義,也多戲曲唱詞的元素,平易近謠之調也是有的。這些生銹的遺存,經過其筆,逐一蠕動,且神靈飛揚,真真為異景矣。翻檢百年文人、學者的文字,就舊體詩而言,他的秀氣和豐盛,當屬一流的,越到后來,其價值更加顯明起來。

一小我在年夜的時期沒有隨風而起,從教學冷清的處所開啟人生之途,收獲老是不太平常的。從抗戰時代開端,他的話語就不共享空間在主流的世界里,創作中的前鋒認識與民眾興趣也不在一個層面。“文革”之中介入了樣板戲的寫作,當屬于主流文明的運動,但我們在作品的構造裂縫間,卻看到了與白色文藝分歧的另類的表述。1980年月后,他沿著如許的路越走越遠,引清風于河谷,得天趣在林間,開啟了人世的另一詩文之路。即以舊體詩歌而言,汪氏與楊憲益、黃苗子、邵燕祥懸殊,上溯到更遠的傳統里,在闊別時期風尚的語境里,寫出這個歲時中誘人之景。劉伶之醉頗多神情,陶潛之語亦多風景。我們明天的文壇,兩者的遺風均有。看過了聶紺弩、啟功之句后,再讀汪氏之作,當感舊體詩的好運。由於他們這一代人,陳舊的漢語不再寂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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