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四書》“學習”之義淺說
作者：丁紀
來源：作者授權 儒家網 發布
原載于 《天府新論》2019年第4期
時間：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八月初四日壬寅
耶穌2019年9月2日
【內容撮要】本文用《尚書》與《四書》互解，以為《四書》凡曰“學而時習之”、“博學于文”、“博學之”等，皆專取“學于古訓”之義；至于學與習之關系，對比教之與學、學之與思，可謂有“半事”、“全事”與“后事”形態之分歧；惟孔顏而下，包養故事即在孔門，降而及于后學，學與習、博文與約禮平衡之格式，似有“習”字漸輕而約只在博中做之趨勢。同時，以《說命下》與《論語》影響變化為例，亦論及經典位置之遞變，并及《尚書》相關篇章真偽之問題。
【關鍵詞】《說命下》、《四書》、學習、學古訓、“學習經”
一、夫子曰
《論語》明引《詩》、《書》、執禮之例，固夫子之所雅言，茲且姑置不論。亦有暗引者，如“巧舌令色”引《書》，而以“鮮矣仁”斷之；“無違”或引自常禮，而以“生，事之以禮；逝世，葬之以禮，祭之以禮”釋之；“祭如在”亦或引自常禮，而以“祭神如神在”釋之；“敏而好學，不恥下問”引謚法，而以“是以謂之文也”斷之；“低廉甜頭復禮為仁”或引古史之語，而以“一日低廉甜頭復禮，全國歸仁焉”釋之。此類對于六經等之援用，大要皆屬夫子之“自引”，并不影響《論語》作為經之位置，不會使其淪為“次一級”之典籍。其他如“人而無恒，不成以作巫醫”、“與其媚于奧，寧媚于灶”（王孫賈語）等，援用時諺，亦略無芥蒂，此類雖非雅言之屬，乃有以見其耳順之德。
子曰：“學而時習之，不亦說乎？”此句平白說出，然自必定意義而言，其實亦是一種援用。朱子有曰：“六經說‘學’字，自傅說方說起來。”[1]呂東萊亦云。[2]或問：“‘習，鳥數飛也’，若何是‘數飛’之意？”朱子曰：“此是《說文》‘習’字‘從羽’、《月令》‘鷹乃學習’，只是飛來飛往也。”[3]此意尚只是在指點“學”、“習”二字出處。然《尚書》與《月令》以及《說文》等意義固分歧，非止于兩方面位置之有別罷了，蓋《論語》之首章所取于《尚書·說命下》者年夜，一章之旨，無非本于《說命下》之篇。一篇《說命下》，實可稱作儒家之“學習經”也。
《說命下》傅說所以言“學習”者，為下文論說便利，析作三句，引之如下：
（一）人求多聞，時惟建事；學于古訓乃有獲。事不師古，以克永久，匪說攸聞。
（二）惟學遜志，務時敏，厥修乃來。允懷于茲，道積于厥躬。
（三）惟斅學半，念終始典于學，厥德修罔覺。
其第二句“惟學遜志，務時敏，厥修乃來”中，“惟學遜志”乃言“學”，“務時敏”乃言“時習”，惟“厥修乃來”故“不亦說乎”，然則謂“學而時習之，不亦說乎”只是自《說命下》此句中翻出，或只是融泄《說命下》此句之義而成，抑亦可矣。不單于此，“允懷于茲”則見得“有朋自遠方來”之義，“道積于厥躬”則見得“不亦正人乎”之義，《論語》首章全章，蓋只是隱括得《說命下》一句在此中罷了。
“學而時習之，不亦說乎”，歷來讀之者，頗有幾處尚費分說，今以《書》視《論》，兩相映照，則：學什么、習什么？曰：“學于古訓乃有獲。”“時習”之“時”，畢竟其義為“時時”、為“按時”？曰：既“遜志”而后乃有以“務時敏”，固非時時務此不成，否則，是不敏也。“說”又是“說”個什么？曰：悅其“厥修乃來”也。然則或以謂學習之事使人不悅反苦，則其必無“厥修乃來”之益，且亦無所“遜志”，兼以所習蕪雜，此情此況，不亦可知乎？得《書》、《論》互證，此等迷惑乃可一掃凈矣。
又不止于“學而時習之”一句或《論語》首章全章，凡夫子說“學習”處，皆可以得所照應，其義因得以隨處發明。
如“學而時習之”固是學古訓，而“行有余力，則以學文”（《論語》總章六），亦當是學古訓；“正人博學于文，約之以禮，亦可以弗畔矣夫”（《論語》總章一四四），亦當是學古訓；《年夜學》言格物致知，讀書乃格物之一事，亦當是學古訓。惟子貢以夫子為“多學而識之”，夫子必曰“非也”，而告以“予一以貫之”（《論語》總章三八〇）者，蓋若以“多學而識之”當“博學于文”，似僅差卻個“約之以禮”，故曰“予一以貫之”意似僅在于補此“約之以禮”之缺乏；然“多學而識之”之所以不克不及至于“約之以禮”、“一以貫之”者，自《說命下》第一句而觀，恐亦有非專于學古訓之憾，故無時時進修之益，其既不克不及隨所博而約、隨其學之進洵至于弗畔之地，此其病自非于“多學而識之”后添一段“一以貫之”事即可以救藥之者。《說命下》第一句，恰以“人求多聞，時惟建事”與“學于古訓乃有獲”相對為言，蔡九峰注曰：“求多聞者資之人，學古訓者反之己。古訓者，古先圣王之訓，載修身治全國之道，二典三謨之類是也。”[4]“人求多聞，時惟建事”，亦即“多學包養網VIP而識之”之類。學者一旦務其見聞之多，終難免于多事之雜沓，故求多聞與學古訓，至有為人、為己學問異趨之辨。然求多聞與學古訓之分，始亦不用如為人、為己之截然，故蔡注繼曰：“人求多聞者，是惟立事；然必學古訓，深識義理，然后有得。包養妹”[5]此較前稍做退步言。人若以求多聞，甫立一個肯事乎事、“必有事焉”之志，才欲求多聞，即往學古訓，而不枉然自滿于閑聞見、閑知識之多，將來至于業精德熟，其所就固非求多聞之可限，然謂其非自求多聞之初衷而來亦不得，惟其初或有資人、為人之嫌，亦可以銷釋于學古訓而不終為憾矣。故以“多學而識之”則“非也”，然能勿泥于求多聞，而更自勉于學古訓，“一以貫之”豈不成看乎？
夫子往往備言此義，如《易》年夜包養意思畜卦之象辭亦以言此，曰：“天在山中，年夜畜，正人以多識媒介往行以畜其德。”程伊川傳之曰：“人包養平台之蘊畜，由學而年夜，在多聞前古圣賢之言與行，考跡以觀其用，察言以求其心，識而得之，以畜成其德，乃年夜畜之義也。”[6]“多識媒介往行”倘泛泛以“多學而識之”為解，將無以畜德。要必落實于“前古圣賢之言與行”，然后惟古訓之學、惟往圣言行之識，則有“厥修乃來”之益，乃可以“畜成其德”，乃能臻于“一以貫之”而“以克永久”也。
“多學而識之”其義若此，其與夫子自謂“多見而識之”（《論語》總章一七四）者語近而義別：“多學而識之”，夫子于子貢，不深取乎此而更有以抖擻之；“多見而識之”，乃夫子不自居生知之列，退以學知之次者自處也。然子貢之所以以“多學而識之”視夫子者，亦必有由，以其嘗聞夫子自言“多見而識之”之故乎？夫子乃曰：我雖非“不知而作之者”，而得乎多聞見矣，然“多聞，擇其善者而從之，多見而識之”，這般其至也，“不知而作之者”我果無是乎？適為“予一以貫之”之義。此與以“多聞闕疑”、“多見闕殆”教子張者（《論語》總章三四）又分歧：子張所問者卑，又缺乏與乎多聞見矣，故教之以寡尤悔之道，寡尤悔則須慎言行，慎言行則須闕疑殆，闕疑殆乃不得不先包養條件以多聞見之為事，夫然后乃可以“祿在此中”；至于“多見而識之”，若亦以“在此中”之法言之，須是曰“一以貫之、不知而作之者在此中”矣。
如“溫故而知新，可以為師矣”（《論語》總章二七），常解往往以“溫故而知新”若當“學而時習之”者，亦即惟以為學者學習之事也。然章內既曰“可以為師矣”，自亦身教之事矣，此義不成虛卻。朱子注此章曰：“溫，尋繹也。故者，舊所聞。新者，今所得。言學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，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，故可以為人師。”[7]“故”者既是“舊所聞”、“溫故”既是“時習舊聞”，以“學而時習之”言，卻是“時習而學之”也。蓋“新”者之為“今所得”，固為“溫故”、“時習”之所得，亦奚不成曰“學”之所得，甚至“溫故”、“時習”之后一段“新學”哉？惟朱子此解，亦重在論學者學習之事，于教之事只虛虛帶過，與常解年夜段無分歧。此章既有以身教之事，照應《說命下》第三句“惟斅學半”之語，似得曰：“溫故”者，學之事；“知新”者，教之事。“溫故”乃溫我之故，“知新”則新人之知也。惟“斅學半”，“溫故”與“知新”亦相為半，“溫故而知新”乃教、學參半其事，這般，“可以為師矣”其義乃得不虛。
然“斅學半”，蔡注云：“身教人居學之半。”亦惟以教居學之半，而不以學居教之半，且又甚言以學居教之半者事關某種新巧學風，此詳下文第三節所論。又于包養心得“念終始典于學”，蔡注云：“始之自學，學也；終之教人，亦學也。一念終始常在于學、無少間斷，則德之所修，有不知其但是然者矣。”[8]亦惟以“終始”者言一念在學。然既謂“始之自學”、“終之教人”，則亦一事罷了，教、學參半其事而后竟成一事之始終，固可言矣。雖然，無論始之事也，抑其終之事也，學者皆當繼力盡心、無所逃責，然其念之地點，亦惟在于學罷了，學亦學，教亦學，雖足以勝任其教，而猶自以為學力之缺乏，然后有不言之教行乎此中；否則，倘念亦半在于教，其有不貽為“好為人師”之患（《孟子》總章八四）者乎？此以學者之心言，固是“一念終始常在于學”；惟以其事言，亦須是有教、有學，一事乃得以有其首尾始終。一事以學言，教是學之半；一事以教言，學是教之半。由此而言，“溫故”與“知新”，亦相半而成一事之始終；唯一念常在于“溫故”，“知新”只在“溫故”中，則雖不“好為人師”，其實包養心得已“可以為師矣”。至于“溫故”之“故”，則不單言其既已在我者，亦言古訓之類罷了矣。
然此教學相半之說既或犯新巧，則凜之慎之，于“溫故”、“知新”參半其事之說不敢必其為的解。且如“斅學半”，教為學之半、學為教之半，彼此各為“半事”；若“學而時習之”，學而后習也，習而后又學也，這般相與先后、更替進益，彼此乃互為“后事”；又若“學而不思則罔，思而不學則殆”（《論語》總章三一），乃言學以思而成、思以學而成，不思而得以成其學者未之有也，不學而得以成其思者未之有也，此既非得言“學思半”，亦非得言“學而時思之”者，以“半”言之則裂，以“后”言之則外，外亦裂也，學之與思，乃彼此在事中為事，事中事則為“全事”，學中滿是思之事、思中滿是學之事，須臾離不得。“半事”、“后事”、“全事”之形態既異，則教與學、學與習、學與思之關系自不得一概齊。而“溫故”包養網心得與“知新”，乃有在乎教與學、學與習、學與思之間者，這般，雖非有得乎原義之一，乃有以見懂得之多歧、解釋之須相參取也：以“半事”言，“溫故”、“知新”正如教、學之相半；以“后事”言，“溫故”、“知新”卻如學、習，惟“學而時習之”以“知新而溫故”則習在學后，“溫故而知新”以“時習而學之”則習后更進學之不已也；至于“溫故”不“知新”則其故不得其溫、“知新”不“溫故”則其新非新而為缺乏知，“溫故”以“知新”成、“知新”以“溫故”成，二者之間不亦得作“全事”觀乎？乃若學與習之相先后，學而不習者有矣夫，無妨其為學，非好學者罷了矣；又若教與學之相半，學而不獲執教柄者有矣夫，無妨其為學，豈無美玉韞櫝之憾乎？
二、諸子曰
夫子既教人以“博學于文，約之以禮”，顏子乃曰：“夫子循循然善誘人，博我以文，約我以禮。”（《論語》總章二一五）蓋直承夫子之教也。在夫子，則“吾與回言終日”（《論語》總章二五），誨之而不倦；在顏子，則“語之而不惰”（《論語》總章二二四）、“于吾言無所不說”（《論語》總章二五五）。故博文約禮之旨，最可于顏子一身驗之。“博學于文”，乃“擇乎中庸，得一善，則拳拳謹記而弗掉之”（《中庸》章八）、“不遷怒，不貳過”（《論語》總章一二一）、“以能問于不克不及，以多問于寡”（《論語》總章一八九）、“聞一以知十”（《論語》總章一〇〇），至于問仁則曰“全國歸仁焉”（《論語》總章二七八）、問為邦則得聞四代之政，博之極矣；“約之以禮”，則非禮勿視聽言動“請事斯語”（同上）、“有若無，實若虛，犯而不校”（《論語》總章一八九）、“無伐善，無施勞”（《論語》總章逐一七），至于“回也其庶乎，屢空”（《論語》總章二七〇）、“其心三月不違仁”（《論語》總章一二四），約之至矣。大要孔門諸子之中，以顏子為具體而微，其所得最全、所見最正，又最包養網站不著手腳，故夫子之所言于顏子者，亦起碼對治之意。雖然，“于吾言無所不說”之前先出“回也非助我者也”之意，不掩喜慰之情，其實顏子亦最善發明。如夫子謂人一旦從事乎博文約禮，僅以“弗畔”言之；至于顏子，“既竭吾才”之余，乃以“若有所立卓爾”之益自下證驗，夫子亦稱“其庶乎”，可知所謂“弗畔”也者，豈公然輕以言之乎？蓋不至于卓然自立，終不克不及無所叛也。既曰“退而省其私，亦足以發”（《論語》總章二五），即已謂其能發明矣；惟其所發明，不以言、乃以行，不以智、乃以愚，不以止、乃以進（《論語》總章二二五），人欲獲其助者亦匪易罷了。又以《學記》所謂“時學必有正業，退居必有游息”（《禮記·學記第十八》）[9]言之，“吾與回言終日，不違如愚”則是“時學必有正業”，“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”則是“退居必有游息”；此亦顏子之“學而時習之”也，時學正業則有時而學，退居游息則時時而習。時學則“于吾言無所不說”，故“不違如愚”，見其“回也非助我者也”；退居則德至行備，故謂其“亦足以發”者，豈必“時學”之“時”哉？“發”必于“時習”上發，而不于“時學”上發，則前謂“溫故而知新”若曰“時習而學之”者，“溫故”雖可當“時習”，然“知新”卻似當不得個“學”字，此亦可知也。
博文約禮乃孔門之通教，包養價格ptt又非施于顏子一人者包養網ppt。如上節所論夫子教子張以多聞多見，教子貢以一貫，其究無非博文約禮，惟其材之異，或有干祿之卑賤，或有多聞之流濫，教之之法因以異，至于趣向則不殊，故終能成其為“見危致命，見得思義”（《論語》總章四七一）、執德弘而信道篤（《論語》總章四七二），以及得與聞乎“夫子之言性與天道”（《論語》總章一〇四）、得企看乎“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，吾亦欲無加諸人”（《論語》總章一〇三）與“博施于平易近而能濟眾”（《論語》總章一四七）者也。要之，四科十哲皆由文學進，即其始皆受“博學于文”之教。文學者，古訓是也；然后見諸行，為言語、為政事；然后成之功，乃為德性。由乎“博學于文”者，皆加“約之以禮”之功，言語、政事亦非不約也，而惟德性之成，約禮之功臻于極盡；其有不“約之以禮”者，非夫子所謂“博學于文”者也。周子曰：“圣人之道，進乎耳，存乎心，蘊之為德性，行之為事業。彼以文辭罷了者，陋矣！”[10]進乎耳不克不及存乎心，存乎心不克不及蘊為德性，蘊乎德性不克不及發為事業，不單文辭之陋，亦功利之陋，人一有此，則缺乏以立乎孔子之門矣。
如曾子亦同受博文約禮之教，而“台灣包養網曾子守約，故動必求諸身”[11]。曾子先從“約之以禮”上得力，功夫常在“吾日三省吾身”（《論語》總章四），于此中養得個忠信之理清楚堅固，與孟施舍雖有“守氣”、“守約”之分歧，然“孟施舍似曾子”，曾子亦似孟施舍，非有他故，則或僅能勇過孟施舍、北宮黝，而更先于告子之不動心罷了矣（《孟子》總章二五）。故夫子教以“吾道一以貫之”（《論語》總章八一），此與教子貢“予一以貫之”者分歧：子貢多聞而識，一貫以約之；曾子“吾日三省吾身”，一貫以開廣之。故對子貢，“一以貫之”，“一”是重字；對曾子，“一以貫之”，“貫”是重字。“一”是重字，一貫以整理其零碎；“貫”是重字，一貫以救濟其偏枯也。曾子一“唯”而覺，對以“夫子之道，忠恕罷了矣”，“忠”乃其本領，即“為人謀而不忠乎”之“忠”，聞教之下，乃知有“恕”之一段新鮮事，故以“恕”為重，“一以貫之”則“忠以恕之”，則雖三省以養忠，然若不克不及恕而及物，忠終難成。一分忠有所不得力，固是一分恕有所不克不及及；然亦惟恕到非常，則俯仰無愧怍、所反無不縮，非常之忠，不待勉強而何有于我哉？想曾子為人言“吾嘗聞年夜勇于夫子矣：‘自反而不縮，雖褐寬博，吾不惴焉？自反而縮，雖千萬人，吾往矣’”之時，亦何嘗不自慊于守約養勇往此“自反而縮”之年夜勇既在乎未達一間，然又“雖欲從之，末由也已”？遽料關鍵地點，乃不單在于忠，更且在于恕；不單要與人較“不動心”孰為早到，且要隨其分之宜而隨時發為“動心忍性”之“動心”也。曾子與顏子，“擇乎中庸”則一，惟是中庸之“不成能”（《中庸》章九），皆須盡其“能夠”而至。
子思曰：“博學之，審問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篤行之。”（《中庸》章二〇）[12]朱子章句曰：“學、問、思、辨，所以擇善而為知，學而知也；篤行，所以固執而為仁，利而行也。”蓋將此專置于學知利行一端，與生知安行、困知勉行對照而言之也。“學而時習之”、“博學于文，約之以禮”等限以學知利行方面固非不成，然以夫子此兩語衡之，“博學之”固“學”、固“博學于文”也，“審問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”在前所謂學與思之間則可當個“思”字，在學與習之間卻已當不得個“習”字。而朱子更廣“學”字之義，謂此皆學以知之之事；又引程子“五者廢其一，非學也”之語，“篤行之”本為行之事，乃以“學”兼“行”義，“學”之義愈廣。然則子思此語所言者學，于此中，“思”字固得以特精其義，卻終似漏落個“習”字，尤其欠說“約之以禮”一節事。
至于孟子曰：“博學而詳說之，將以反說約也。”（《孟子》總章一〇四）“詳說之”乃括子思“審問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”而為言，亦不當個“習”字。[13]孟子此語卻說到“約”字，然朱子注此章曰：“言所以博學于文而詳說其理者，非欲以夸多而斗靡也，欲其融會貫通，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……學非欲其徒博，而亦不成以徑約也。”“說約”乃是“說到至約之地”，則第一，此“說約”之義似又為“詳說之”所兼；第包養dcard二，若以此為“約之以禮”之事，約禮之事只在博學詳說中做，與夫子之所教、顏子之所領會若彼之相對相當、平包養網心得衡周全而約禮亦實自有其事者，乃如有所不吻也。
大要自顏子而下，諸子于夫子博文約禮之教各下證驗，雖皆能有所發明繼承，然說得來疏密徐疾各有著重，亦見體會之不用盡同也。韓文公所謂“孔子之道年夜而能博，門門生不克不及遍觀而盡識也，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”[14]，其間幾分歸性格、幾分屬學力，尚待細論，惟若以為夫子之道竟爾可使諸門生引而各自助長其性格之偏，則掉其旨遠矣。韓文公本意，乃欲言夫子身后儒家學問“原遠而末益分”之況；然若謂門門生各以其天資稟賦之所擅長，以就夫子廣年夜溥博之學，若有好勇過我、好讓過我、好言過我之類，使夫子各加取裁而無不歸于正，則有以見夫子之道取之不盡、用之不竭，此則可矣。又，錢穆師長教師有謂“孔門暮年文勝之風”[15]，似又未盡然。蓋孔門早年，非不以文學教；顏、曾遲早高弟，不單絕無文勝之弊，且曾子尤趨于質。子思、孟子固稍遜于言“習”，而欲涵“約之以禮”于“博學于文”中，然此皆非所謂“文勝”。惟詳其由，雖得曾子傳學，或不無親炙與私淑分歧之故也。而孔門暮年之中，如子夏既以“日知其所亡，月無忘其所能”（《論語》總章四七五）為好學，又曰“博學而篤志，切問而近思，仁在此中矣”（《論語》總章四七六），“切問”、“近思”適以當“審問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”、“詳說之”者，則子思、孟子亦非不有所源自，然其志篤、其問切、其思近，此皆約之之功，既曰“仁在此中矣”，而謂之“文勝”哉？
周子曰：“學顏子之所學。”[16]揚子云亦曰：“睎驥之馬，亦驥之乘也；睎顏之人，亦顏之徒也。”[17]然非學顏子之學，學顏子之所學。而“顏嘗睎夫子矣”、“顏淵，習孔子者也”，顏子終得以為顏子，亦“孔子鑄顏淵矣”；七十子之徒蓋莫不與顏子統一其志，故“七十子之肖仲尼也”。孔門諸子典範在瞻，不單向夫子學古訓、學藝業、學德性，亦向夫子學習“學習”。則前謂《說命下》乃一篇“學習經”也者，在孔門，則夫子一身當之，不煩更求之遠；在儒家后學，則亦得以《論語》一書為新出之“學習經”，而以此底定基礎也。于此可見經典嬗遞或轉移之一斑。[18]惟是后學典範又遠，征引須多，于是雖七十子皆身通六藝，而《中庸》、《孟子》說向《詩》、《書》包養一個月價錢處反而較多，亦不得已也。
《莊子·德充符》有寓言曰：
魯有兀者叔山無趾，踵見仲尼。仲尼曰：“子不謹，前既犯患若是矣。雖今來，何及矣！”無趾曰：“吾唯不包養合約知務而輕用吾身，吾是以亡足。今吾來也，猶有尊足者存，吾是以務全之也。夫天無不覆、地無不載，吾以夫子為六合，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！”孔子曰：“丘則陋矣！夫子胡不進乎？請講以所聞。”無趾出。孔子曰：“門生勉之！夫無趾，兀者也，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。而況全德之人乎！”無趾語老聃曰：“孔子之于至人，其未邪？彼何賓賓以學子為？彼且蘄以諔詭幻怪之名聞，不知至人之所以為己枷鎖邪？”老聃曰：“胡不直使彼以逝世生為一條、以可不成為一貫者解其枷鎖，其可乎？”無趾曰：“天刑之，安可解！”[19]
此雖寓言，然以“務學”、“賓賓以學子為”，以及“一條”、“一貫”之所謂條貫者言，猶未掉孔門風教之真。惟謂“蘄以諔詭幻怪之名聞”，則不知者言也。又謂賓賓學習之事為“天刑”，其固不知儒者適以學習之事為“天賞”；倘或果有“天刑”這般，則必甘受之者為儒，而逃者掉其為儒矣。以此知彼以“學而時習之”為“不亦苦乎”者，未必不出此“天刑”之言也。儒者必否則，故荀子有曰：“學也者，固學止之也。惡乎止之？曰：止諸至足。曷謂至足？曰：圣也。圣也者，盡倫者也；王也者，盡制者也。兩盡者，足以為全國極矣。故學者以圣王為師，案以圣王之制為法，法其法，以求其統類，以務象效其人。向是而務，士也；類是而幾，正人也；知之，圣人也包養價格。”[20]
三、朱子曰
典範又遠，故朱子甜心花園一面勤勤于《四書》，一面又回向五經，以求前圣、后圣之相印證。《語類》一條論及《說命下》，編者取林夔孫所錄為註釋：
……傅說云：“學于古訓乃有獲。事不師古，以克永久，匪說攸聞。”古訓何消讀他做甚？蓋圣賢說出，事理都在里，必學乎此，而后可以有得。又云：“惟學遜志，務時敏，厥修乃來。允懷于茲，道積于厥躬。惟斅學半，念終始典于學，厥德修罔覺。”自古未有人說“學”字，自傅說說起。他這幾句，水潑不進，即是說得密！若“終始典于學”，則其德不知不覺自進也。
而以黃義剛所錄附后。其實，義剛錄意味尤好：
人若何不博學得！若不博學，說道修身行己，也猛撞做不得。《年夜學》“誠意”，只是說“如好好色，如惡惡臭”；及到說修身處時，已自寬了，到后面也自無甚事。其年夜本，只是理會致知格物。若是不致知格物，便要誠意正心修身，氣質純底，將來只便成一個無見識底呆人；若是意思高廣底，將來遏不下，便都顛了……六經說“學”字，自傅說方說起來：“王，人求多聞，時惟建事；學于古訓乃有獲。”師長教師至此，諷誦“念終始典于學，厥德修罔覺”，曰：“這數句只恁地說，而其波折意思甚密。即是學時，自不知不覺其德自修。而今不往講學，要修身，身若何地修！”[21]
諷誦贊嘆，可見玩味之深。此處最須留意者，乃以《年夜學》與《說命下》比擬觀：“學”則乃至知格物予以落實，“厥修”、“厥德”、“道積”乃是誠意正心修身之事，惟是“厥德修罔覺”，故自誠意以致于修身處包養留言板皆說得寬、不甚有事，功夫密處只在于學。
《語類》卷七八數條，亦皆以《年夜學》說《尚書》：或問讀《尚書》，曰“不如且讀《年夜學》”；或問致知讀書之序，曰“須先看《年夜學》”；有以“《尚書》難讀，蓋無許年夜氣度”之語為問者，則告之曰：“他書卻有次序遞次，且如《年夜學》，自格物致知以致平全國，有幾多節次！《尚書》只合下便年夜，短期包養如《堯典》自‘克明俊德，以親九族’至‘百姓於變時雍’，展開是鉅細年夜！分命四時成歲，即是心中包一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底天，方見得恁地。若不得一個年夜底氣度，若何了得！”[22]《尚書》、《年夜學》所以讀之有先后之序，以《尚書》高超渾化、“合下便年夜”；于學者，卻有待循一片條理次序遞次“展開”，《年夜學》即開示此條理次序遞次無所紊矣。
前謂以《書》視《論》，可以釋所疑。此則以《年夜學》、《四書》視《書》，亦可以證得《書》之位置于不倒。如《說命》之篇，其為“今文無，古文有”，然其既與《四書》義理無一不吻以致于“水潑不進”，雖欲謂之“偽書”，彼作偽者亦何能若是哉？
大要《尚書》今古真偽之爭，與理學關系絕年夜者有三。一為《年夜禹謨》之篇，蔣伯潛曰：“李氏（巨來）更指出，偽《年夜禹謨》中‘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’二語，宋儒所崇為道學淵源者，乃出于《荀子·解蔽篇》之引道經，其言曰：‘人心之危，道心之微，危微之變，惟明正人而后能知之’。《荀子》凡引《詩》、《書》，皆稱‘《詩》云’、‘《書》云’，此獨稱‘道經曰’，則秦火之前，荀子所見之《尚書》并無此語可知。”[23]一為《泰誓》之篇，蔣氏曰：“今存《泰誓》則顯為偽書，與《牧誓》辭氣語意全不相類，且從六合萬物怙恃遙遠說起，極似魏晉文章發端；數包養故事紂之惡，皆以后世暴君之事想象匯集而成……”[24]而與本文論題直接相關者，則《說命》之篇也。舉凡此等，“偽《古》”之斷幾以為定論。迨自“清華簡”出，其最主要代表性之內容有《傅說之命》，雖迄今所發布相關新聞頗相舛歧，如李學勤以為“特別值得留意的是，這三篇簡文（《傅說之命》）的內容與東晉時期出現的偽古文《尚書》的《說命》篇完整分歧……它再一次證明，傳世的《偽古文尚書》確系后人偽造……”，廖名春則以為“（傳本）《說命》當是《傅說之命》的縮寫”，陸建初則以為“《傅說之命》實為《尚書》誤傳劣本，但遺諸多類似”、“古簡該文檔年夜體同于傳本，尤三篇體制同傳本，而可推定古文《尚書》非出偽造”、“《傅說之命》三十余枚，估計有千字，較《說命》多百余字，亦合《孔序》言夫子筆削、剪裁浮辭云”、“傳本《說命》通篇事理宏達、文質相稱，鏘鏘鳳鳴，信如朱熹言及《孔傳》載篇乃三代上廷辭臣所為，蓋正冊自見本質爾”[25]，其間長短雖尚紛紜，至多欲以一“偽《古》”之篇定《說命》之性質位置者已難乎一概論，則前所以為幾乎定論者為昭雪矣。
朱子謂壁中書皆平易、伏生所傳皆難讀，其所謂易讀者，每及《年夜禹謨》、《泰誓》，包養價格亦一二及于《說命》[26]。然于《年夜禹謨》，則曰“其間年夜體義理固可推索，但于不成曉處闕之，而意義深遠處自當推究玩索之也”[27]；于《說命下》則曰“水潑不進”；于《泰誓》，亦每申發其“惟六合，萬物怙恃；惟人，萬物之靈包養價格”以及“天視自我平易近視，天聽自我平易近聽”之義[28]。皆不以偽作疑之。故今之論者有曰：“宋人吳棫先言《尚書》古文篇皆易讀，今文篇則難讀。朱熹認可，且又采一說：易讀者出于辭臣編修，難讀者則直錄王言。朱子言其然也，并未因之疑古文（先典征引《尚書》，絕多為易讀句，朱子深知，怎可等‘易’為‘偽’？）”又曰：“宋儒疏經，無論舊派何家，唯義理是衡，實際輒暗合古學，何嘗偽疑《孔傳》？”[29]“古學”能否能“唯義理是衡”且不論，以言理學，則足以當之。“唯義理是衡”較之考訂為尤實，然事理一重又一重，可以鉆研無窮、不竭其澤，總有商討之余地，卻不似今學、古學一味依賴地上地下“事實”之發現罷了。
或許嘗請朱子著《尚書》之書，朱子答以“焉知后來無人”[30]。孰知后來之人唯以《書》之今古真偽為“年夜問題”，這般，謂之于六經之中倒了《尚書》亦可，此豈在先賢所可料哉！惟朱門之中，則無惑于此今古真偽之問題矣。《語類》論《說命下》諸條，朱子之所見，并皆為蔡九峰采進《書傳》。如，《書》“臺小子舊學于甘盤，既乃遁于荒原”句，東坡創為“甘盤遁于荒原”之說，《語類》卷七九條逐一駁之，以《無逸》證殷高宗遁于荒原，而以“臺小子”之語脈推為高宗自言，此說包養網單次《書傳》用之；又如，《書》“惟斅學半，念終始典于學”句，《語類》卷七九條一三謂自學為學、教人亦學，而指葛氏、俞子才及某士子等以“我教你者，只是一半事，那一半，要你自往行取”解此者有新巧之病，“全似禪語”（條一六作“教只斅得一半，學只學得一半，那一半，教人自行處理會”，且謂呂東萊亦主此說），此說《書傳》亦用之。[31]皆逐一詳推其義理，而一絕不格于今古矣；而朱子、九峰師弟于《書傳》之作，其傳習授受之實，亦由此可見一斑。朱子既手著《書說》、《書傳》不成，因九峰“《尚書》文義通貫猶是第二義，直須見得二帝三王之心，而通其所可通，毋強通其所難通”一語[32]而知其可相拜託，遂將所思所作盡行付之，命以著作之事，九峰“師長教師文公令沈作《書集傳》……《集傳》本師長教師所命”皆據實言之，其謂“微辭奧旨，多述舊聞”既非出謙辭，至其“凡援用師說，不復識別”[33]者，循此亦皆略可識而別之矣。
惟于此所引關乎新巧學風者，似尚不克不及無說。蓋于“斅學半”，若僅謂學是學之半、教亦是學之半，則似惟偏主于學，空卻“斅”字。故前文嘗試解作學是教之半、教亦是學之半，教固非可廢之事，則寓教于學，亦寓學于教，此猶“學而優則仕”而亦“仕而優則學”，以為若此乃可以無所偏廢而兩相成績也。其于朱子所辟“我教你者，只是一半事，那一半，要你自往行取”或“教只斅得一半，學只學得一半，那一半，教人自行處理會”之見固自有異，然以朱子“全似禪語”之斷甚重，不克不及不深自警切。《書傳》亦曰：“或謂：受教亦曰斅，斅于為學之道半之，半須自得。此說極為甜心寶貝包養網新巧，但前人論學語皆平允的實，此章句數非一，不應中間一語獨爾巧險。此蓋后世釋教機權，而誤以為論圣賢之學也。”[34]往新巧而就平實、辟邪守正，此固儒家學者天職之地點，前解倘有犯之，在所可凜可懼！惟以涉進新巧為戒，亦得無過苛煩，苛則掉其正矣。“不憤不啟，不悱不發”、“引而不發，躍如也”，自是儒門正年夜之教，以言憤悱者乃為學之半、啟發躍如者乃為教之半，不亦可乎？如邵康節從學于師之時，每曰：“愿師長教師微開其端，毋竟其說。”此即“教一半”之意，朱子乃稱其善學，而欲學者似之[35]，不以為新巧、機權之忌也。
又于“惟學遜志”之解，亦稍獻一疑。朱子曰：“遜志者，遜順其志，捺下這志進那事中，子細低心下意與它理會；若高氣不伏，以為無緊要，不克不及進細理會得，則其修亦不來矣。”又曰：“‘遜志’，則無所墜落。志不低，則必有漏落鄙人面。”[36]以“遜志”為“遜順其志”，固無所可議；然謂須先“捺下這志”，而后方得“進那事中”，亦即進那學之事中，卻似將“惟學遜志”讀向“惟遜志乃學”往。《書傳》曰“遜，謙抑也……遜其志，若有所不克不及”，乃以“虛以受人”解此句[37]，雖未盡取師說，然先“虛”后“受”，亦年夜段無改。然更詳此語意，“惟學”，只一味從事于學；“遜志”，其志乃遜。則似當曰：“惟學遜志”，惟學乃為正當事，欲遜其志者，一惟在于學中，不在于學之先，尤不在于學之外。人甫從事于學古訓，見得事事不如前人，其志自遜；學之既久，進修而自得，其志乃能無所不順乎理，順乎理，其為遜志之至乎？學至于遜志務時敏，其修不來自來，斯乃真可以為弗畔也已。
注釋：
[1]《朱子語類》卷九，條三五，頁153，中華書局1994年版。又，參見同條，林夔孫錄作：“自古未有人說‘學’字，自傅說說起。”卷七九“尚書二·說命”，條一二：“經籍前人言‘學’字，方自《說命》始有。”（頁2037）
[2]東萊曰：“自古至《說命》方說‘學’。”《東萊集·外集》卷六《雜說》，四庫全書本。
[3]《語類》卷二〇，條二一，頁449。又，參見條八（頁447）、條五五（頁456）等。
[4]蔡九峰《書集傳》，錢宗武、錢忠弼收拾，頁113，鳳凰出書社2010年版。
[5]同上。
[6]程伊川《易傳》包養俱樂部卷二，《二程集》（下），頁828—829，中華書局2004年版。
[7]朱子《四書章句集注》，頁57，中華書局1983年版。
[8]蔡九峰《書集傳》，頁114。
[9]《學記》自是一篇“學習記”，篇中凡三引《說命下》，由此得以略見“學習經”與“學習記”之關系。其引傅說之第二語，作“敬遜務時敏，厥修乃來”，或以傳本之有異也。《年夜學》乃在乎經與傳或記之間，《年夜學》多引《詩》，而《學記》多引《書》，經與傳記之相脈絡承傳，亦由此而有可加推想者。
[10]周子《通書·陋第三十四》，《周敦頤集》，頁40，中華書局2009年版。
[11]朱子《四書章句集注》引尹和靖語，頁48。
[12]此語，通行本亦屬之“子曰”。朱子章句此章，較以《孔子家語》，而曰：“‘博學之’以下，《家語》無之，意彼有闕文，抑此或子思所補也與？”則亦未必不以為子思語也。
[13]據楊伯峻《論語詞典》、《孟子詞典》，“習”字《論語》三見、《孟子》僅一見，此與“習”字之義理位置頗不相當。適成對照者，“學”字《論語》六十四見、《孟子》三十見。參見楊伯峻《論語譯注》（中華書局1980年版）、《孟子譯注》（中華書局2010年版）。
[14]韓文公《送王秀才序》，《韓昌黎文集校注》卷四，頁292，上海古籍出書社2014年版。
[15]錢穆《論語新解》，頁277，三聯書店2002年版。
[16]周子《通書·志學第十》。
[17]揚子云《法言·學行》，汪榮寶《法言義疏》，頁28，中華書局1987年版。此段以下所引，分別出自頁28、頁13、頁包養軟體15、頁9。
[18]三月廿六日，楊儒賓傳授來講《紂王與文王：三千年前的一場精力反動》，其間論及《尚書·酒誥》，曰：“《酒誥》是禁酒令的代表作，義正辭嚴，理據充分……（周初先王）在改造社會風氣方面，最奪目的改造是當時嚴令禁酒，集體酗酒所受的懲罰更為嚴酷。”當時，有知情者以包養網比較目目我，無牙而笑。稍后得間，我乃從容言曰：“《酒誥》固是一篇‘酒經’，然我之‘酒經’，卻只用‘惟酒無量，不及亂’一句。”此語戲出，然似亦可為經典轉移之一例，故記之于此。楊傳授固非惟以《酒誥》為“酒經”也，故其又以《尚書·微子》、《詩經·年夜雅·蕩》等篇相支撐，而此中又有如《詩經·小雅·賓之初筵》所詠“飲酒孔嘉，維其令儀”，甚至“其未醉止，威儀反反；曰既醉止，威儀幡幡，舍其坐遷，屢舞仙仙”，醉亦不亂者。惟既有《論語》，凡此似皆得以稍隱替之罷了。
[19]《莊子·德充符》，郭慶藩《莊子集釋》，頁202—205，中華書局2004年版。
[20]《荀子·解蔽》，王先謙《荀子集解》，頁406—407，中華書局1988年版。
[21]《語類》卷九，條三五，頁153。
[22]《語類》卷七八，條一六、條一七、條一八，頁1982。問者以“《尚書》難讀”句屬程子，然此橫渠語也，見《經學理窟·詩書》條逐一，其曰：“《尚書》難看，蓋難得胸臆這般之年夜。只欲解義，則無難也。”（《張載集》，頁256，中華書局1978年版。《近思錄》亦以此條進之，見卷三條七三）又謂天官、太宰之職等皆須年夜其氣度方看得，可參見。
[23]蔣伯潛《十三經概論》，頁98，上海古籍出書社1983年版。以《荀子·解蔽篇》引經為例：引“鳳凰秋秋”謂“《詩》曰”，王先謙注曰“逸《詩》也”；引“采采卷耳包養網VIP”謂“《詩》云”，注曰“《周南·卷耳》之篇”；引“墨以為明”謂“《詩》云”，注曰“逸《詩》”；引“明明鄙人”謂“《詩》曰”，注曰“《年夜雅·年夜明》之篇”；又引“知賢之謂明，輔賢之謂能”、“全國有二：非察是，是察非”、“析辭而為察”等，皆謂之“傳曰”，亦皆無注。以此數例而言，起首，《荀子》多引逸《詩》，《詩》既這般，《書》豈否則？其次，其所謂“傳”，往往難知其確指。據此，引“人心之危，道心之微”而謂“道經曰”，既亦不克不及確知“道經”之所指，反謂其必非指《書》，恐其說亦非密。
[24]同上，頁104。孫星衍《尚書今古文注疏》惟以今文二十九篇是取，對《年夜禹謨》、《說命》二篇徑以偽作斥往；而對《泰誓》一篇，處理較為復雜，乃于經傳中輯取散見之句撮分解文，又于《書序》中附其難以連綴成篇者十六條，然此十六條中與其所謂“偽書”相通者頗有之，卻又不願加以正視。參見《尚書今古文注疏》，中包養網車馬費華書局2004年版。蔣氏有謂：“宋人注書，琢磨語意，實勝漢唐；而其憑主觀以亂事實，則頗與經生態度未合。”（頁106）朱子評蘇東坡《書解》，亦嘗曰“他看得文勢好”、“文義得處較多”（《語類》卷七八，條四一、條四二），雖文勢好、文義好亦是好，然惟于此等處專心，卻是文人之儒，非是理學之儒，于此固須辨別得下。缺乏與論乎理學家之志，乃惟以“琢磨語意”視之，然如謂《泰誓》、《牧誓》“辭氣語意全不相類”、“極似魏晉文章發端”之類，譖乎人者，己不有以先中之乎？至如謂“數紂之惡，皆以后世暴君之事想象匯集而成”，楊儒賓傳授此來適亦及此，猶不至謂紂惡全出后世想象匯集而無其事實。然則僅憑“琢磨語意”而“憑主觀以亂事實”者亦果有人矣，惟理學家不與焉。
[25]陸建初《清華簡亟證為真本》，《史詩考女大生包養俱樂部》，學林出書社2010年版。其余參見陸氏《清華簡被誤解而正識安在》，以及2013年1月5日“新華網”李學勤訪談等網文。此中，陸氏亦曰：“此事又涉《泰誓》三篇真偽之爭。”
[26]《語類》卷七八，條三以下“論古今文”諸條。
[27]同上，條六。
[28]同上，卷七九，“泰誓”條四、條五、條六等。
[29]陸建初語，同注25。
[30]《語類》卷七八，條一五。
[31]《語類》卷七九，“說命”條逐一、條一三、條一六，頁2036—2038。
[32]《晦庵師長教師白文公續集》卷三《答蔡仲默》之六，《朱子全書》第二十五冊，頁4717，上海古籍出書社、安徽教導出書社2002年版。
[33]蔡九峰《書集傳序》，頁1、頁2。
[34]蔡九峰《書集傳》，頁114。
[35]《語類》卷一〇〇，條一，頁2542。
[36]《語類》卷七九，“說命”條一三、條一四，頁2037。
[37]蔡九峰《書集傳》，頁113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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